黃品牙

‧　許毓丕：勇於付出，愛無國界的牙科醫生　／人本雜誌273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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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1月19號是你三歲生日，台中榮總將為你辦個慶生會，也是道別會。回去柬埔寨之後，你會沒有足夠的食物，再也不會有零食，睡覺的木板床也很硬不再是席夢斯，還有燥熱的天氣和骯髒的環境伴著妳。這一切妳一定不能適應，但是妳一定要忍耐，因為日子總是要過下去。在每年義診的季節，我們將會帶著半年份的藥去看你，也許你會忘了我們，但你永遠是我們的寶貝。

這是台灣醫生許毓丕寫給柬埔寨女孩瑞君妮的信。他曾歷經三個月不斷被拒絕的努力，才將在柬埔寨義診時，在地上拖著大手臂，罹患罕見疾病的君妮帶來台灣就醫。如今，他口中的君妮寶貝要回家了，他細細寫下對她的不捨與擔憂。

一個從小在澎湖長大的台灣醫生；一個睜著大眼的柬埔寨象臂女孩。從澎湖到柬埔寨，這段路，許毓丕走了十六年。

如果不捕魚、不務農，還可以做什麼？

從小在澎湖長大，周邊的鄰居不是捕魚就是務農。看著他們辛苦工作，收入卻不如預期，許毓丕用讀書來替自己的未來構築其他想像。

他說自己很幸運，生長在公教家庭，父母都是老師，對教育很重視，也才讓他有好好讀書的機會。不像其他同學，因父母的職業不是漁夫就是農夫，無法給孩子一個較好的求學環境，連帶影響著他們對人生的選擇。

從小即堅信「人生而平等」的他，在現實裡發現了世界的不完美。處在較好位置的他，高中畢業後繼續升學、考取台北醫學院牙醫系、成為符合社會期待的菁英學生。這樣一路看似理所當然的選擇，對他的許多同學來說，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。

然而，他卻沒有拼了命的把頭削尖，往更菁英的世界裡鑽。相反地，他一直心繫著自己與他人間的差異，想著手中所擁有的資源，可以來做點什麼。

到七美當牙醫，也當免費的課輔老師

大學畢業後，許毓丕到澎湖離島七美任牙醫。但和一般的牙醫不同，他不只幫七美人看牙齒，更幫七美人看孩子。

他特別利用工作空檔，免費幫孩子課輔，因為他知道這邊的孩子就像從小和他一起長大的同學一樣，不是不想讀、不能讀，而是缺一個好的讀書環境，而他所能做的，便是陪著孩子們一起念書。當澎湖離島大部分的孩子國中畢業幾乎都一面倒的選擇職業學校時，許毓丕帶的孩子，有九位考上馬公高中，現在都是大學生了， 打破七美的升學記錄。

教育資源的城鄉差距，許毓丕自己感受很深，他說起當初到台北讀大學的經驗：「剛到台北時，覺得台北人都好聰明，對事情很有想法，見識也多，自己好像什麼都不懂，單純到接近愚蠢。」就連澎湖人最引以為傲的游泳，到了台北都矮人一截。當許毓丕在台北游泳池，用以前在海邊游泳時的抬頭蛙，而其他人都用很厲害的自由式、蝶式、仰式，嘩啦啦的滑過眼前，且姿勢還超級準的時候，他知道那是城市孩子從小就有教練在旁指導的結果。 

從澎湖到台灣，那是一種仍在想像範圍裡的差距；但從台灣到柬埔寨，卻

是真正震驚許毓丕，讓他決定放棄優渥生活，將自己拋入服務他人的關鍵。

從台灣牙醫到柬埔寨義診發起者

二十六歲時，因朋友的建議，年輕的他到柬埔寨當起了背包客。每天早上，他都會到旅館對面潮洲人開的小吃店吃早餐，小吃店老闆告訴他，在柬埔寨，十三、十四歲的女孩長得漂亮，是一種悲哀，因為她極可能被賣到妓院去，冒著得到愛滋病的危險犧牲自己來拯救全家人。

在台灣長大的他，怎麼都想不通，為什麼三、五千台幣，就有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賣掉？即使在台灣的鄉村，農夫都還會相信，只要孩子努力讀書，就有機會向上流動，過著較好的生活。但在柬埔寨，努力卻跟收穫完全無關，當整個國家與制度都遠遠落後時， 人民只能被動、絕望的面對眼前的一切。

所以，年輕的他告訴自己，有機會，我一定要回來幫助他們。

於是，10年後，許毓丕擔起了「牙醫全聯會吳哥義診團」負責醫師的重任，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柬埔寨義診工作。相較於其他醫科義診團，牙科義診較能夠一次性的解決病患的問題，所以受到落後國家的歡迎。而且牙齒生長完整與否與營養攝取密切相關，他尤其側重孩子，每次義診團服務的幾千人中，都以學童為優先。

許毓丕描述當地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狀況，「在柬埔寨，孩子會因滿肚子蛔蟲而死掉。而在台灣，只需投個藥，給幾罐營養品就可以避免憾事發生。但在當地，你可以看到媽媽焦急的抱著孩子，卻怎麼也救不了，因為他們可能連坐車離開村莊到城市就醫的錢都沒有。」

不趕業績，不衝人數，不只是「沾醬油」式的自我感覺良好。許毓丕打破義診多即是好的迷思：「 以前沒有醫生的時候，當地的居民不舒服會靠巫醫、靠藥草，靠忍耐。但你幫他拔牙，給他們抗生素，他多年的牙痛馬上就好了，他們就不再相信巫醫或藥草，從此也不再能忍耐了。 」為了避免將村民的期望值拉高，後來又讓他們失望，五年來，義診團都只去同一個大吳哥縣。他想讓村民知道，世界沒有遺忘他們，義診團每半年就會來一次，牙痛一定找得到我們。他也相信，唯有長期耕耘，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。

隨著對當地的熟悉，看到的需求更多，服務項目也就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，因此，義診團也就從原本單純的牙科義診，加入了送米、送衣、送文具等，靠著台灣熱烈參加義診的志工提供的航空行李重量，每次總能多帶著一千多公斤的物資到柬埔寨鄉村做發放。他們還成立「台灣希望之芽」協會，進行柬埔寨兒童長期資助計畫。

整個義診團全無公部門補助，只有少部分的私人贊助。從器材、設備、藥品、飛機票、住宿等，皆由醫生與志工自掏腰包，並用自己的休假或歇業時間來服務。發起者許毓丕醫生，更是每半年一次的義診就要籌備三、四個月。

問他為什麼要做那麼多？許毓丕露出了一種明知辛苦，卻無法拒絕的表情：「剛開始真的只是想去拔拔牙，沒想要做那麼多，後來因著看到當地的苦難而越做越多。因為發現，我們的任何一點點服務，都可以為柬埔寨人民帶來很大的幫助。台灣的一塊錢在那裡可以發揮十塊錢的作用，這樣本輕利重的事為什麼不做？」

許毓丕的堅持，加上參與醫師與志工的分享、宣傳，義診團從2006年發起時的兩名醫生，到2011年秋季出團時的一百零四位團員，愛無國界義診團儼然已成台灣最大的海外牙科義診團。

然而，當事情做大後，質疑一定隨之而來。於是，許毓丕不僅得面對出國義診的種種技術問題，還有「人」的層面問題得解決。

愛無國界，不分你我

最常聽到幾個質疑是： 台灣還有許多偏鄉需要照顧，為什麼要跑到柬埔寨去？既然義診團越做越大，何不開始做教育？更有人說義診團沒組織，運送的紙箱各種尺寸、顏色都有，看起來就很不專業。

面對這些質疑，許毓丕只能邊做邊解釋。給他們魚吃不如給他們釣竿的教育優先理論固然沒錯，但當柬埔寨人民貧窮或生病到連手握釣竿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，免於飢餓與病痛的生理需求顯然比教育更迫切的問題。

另外，紙箱一個要台幣40元，光是要統一上百個紙箱，就得多花上萬塊，所以他們的紙箱都是志工去菜市場要來的。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是義診團浩浩浩蕩蕩的風光面，卻忘了他們的資源全是自掏腰包而來 。

雖說是義診，但可不是像在診所別人幫你款好好，醫生只要舒舒服服出團就好，所有的器材、藥品、捐贈物資等，光是打包就得花上一個月。因義診村莊沒水沒電，看牙醫的所有配備，全得靈活準備。

比如說，為了看清楚牙齒狀況，請病患張開嘴巴用的照明燈，就得以登山用的頭燈替代，且電池一定要帶夠，要不然，到大樹底下就著天光勉強看也行。也有醫師把吸塵器改良，成為一次可供六人使用的吸唾器。租好的發電機沒也常常跳電，牙科醫師就得馬上變成水電工。牙科躺椅用的是在當地買的午睡涼椅，高度嚴重不足，醫生一整天全都得彎腰看診 。所有器材都得帶齊，少一根針，一塊紗布，缺一種藥都會讓義診停止，因為在當地即使要買簡單的牙材都相當困難。

不像一般志工團揹著包包隨心所欲，義診團的所有東西都必須確認、確認、再確認。當參與者增多時，代表的除了是人力的進駐外，也是許毓丕身上逐漸加重的工作量，還好這麼多年來匯集一群義診的好朋友一起分擔工作，才能讓這個百人的義診團運作順利。

對於台灣偏遠地區的義診活動，其實台灣已有不少單位與醫生在做，許毓丕想做的，是別人不願意或在經驗上做不到的。他說：「台灣應該有能力讓我們的愛心可以走出這個島，尤其應該關心周邊鄰居如，菲律賓、緬甸、遼國、柬埔寨等落後國家。」他在柬埔寨遇到不少在當地進行援助的歐美無國界組織工作人員，他們總說：「柬埔寨人民是我們的兄弟，孤兒院童是我們的小孩。」而面對一個離台灣如此之近，卻又如此貧窮的國家，許毓丕期待更台灣能有更多願意伸出援手的人。我們應該讓台灣成為國際人道援助的大國，他這麼說。

所以他總是很樂於分享，因為他相信，不同的人可能會帶進不同的資源，用自己的方法，一起幫助村民們，這些資源都是柬埔寨人民的機會。雖然義診團沒有專門的行政人員來協助，手中的資源也相當受限，但這群在專業慈善機構眼中的「雜牌軍」，總是穿著草鞋去打仗，就這樣在柬埔寨默默付出六年，從沒間斷。

感謝醫生這個職業，可以讓我做想做的事

「如果是一般的受薪階級，時間拿來填飽肚子、照顧家人可能就差不多了，但因為當醫生，讓我在填飽肚子、照顧家人之餘，還能挪出時間與金錢可以來做自己想做的事真是幸福。」許毓丕認真的說。

因此，他跟家人商量：「我們不要去追求台北市的房子好不好？只要過一條河，我就可以不用花一生的時間汲汲於賺錢，可以多做些像義診等有意義的事。」

一輩子堅信「人生而平等」是一種普世價值的他，在柬國看到遍地的苦難。讓他理解，老天爺雖公平的給每個人，同樣的時間；卻也很不公平的，讓每個人，過著天差地遠的日子。

從澎湖到台北再到柬埔寨，許毓丕看到的更多也越做越多，但隨著經驗到越來越多的不平等和苦難，他總覺得做還不夠。

對公平正義的敏銳，就像一根不斷轉動的發條，支撐著他持續前行。即使只能讓世界傾斜的天平回來一點點，他也要繼續做下去。